改变的情绪周期
Emotional cycle of change
什么是改变的情绪周期？
改变的情绪周期是 Kelley 和 Conner 1979 年发表的模型，描述重大改变中的五个情绪阶段：盲目乐观、知情悲观、低谷、知情乐观，最后是完成[1][2]。
示意图：曲线的高低和长短只用来说明阶段顺序，来源没有给出可以绘制的数据，也没有研究检验过这条曲线。
点按曲线的一段或下方卡片查看说明。
盲目乐观 · 阶段 1 改变刚开始，人充满期待，但这份乐观还没有经过实际情况的检验。Chase 和 Dickson 用血糖控制研究举例：最初的研究结果带来了盲目乐观。
知情悲观 · 阶段 2 了解到困难之后，乐观转为悲观，教师发展文献把这一阶段与怀疑连在一起。在血糖控制的例子里，多次未能重复最初的结果，悲观也随之增长。
低谷 · 阶段 3 情绪最低的阶段。2017 年的社论称它为“绝望之谷”，教师发展论文引用的版本写作“现实（希望）”。在血糖控制的例子里，这时许多临床医生认为血糖控制没有必要。
知情乐观 · 阶段 4 了解了困难，仍然乐观，这份乐观有了依据，人也有了信心。组织变革论文把它当作推动改变时要达到的状态；Chase 和 Dickson 认为，血糖控制研究到 2017 年走到了这一步。
完成 · 阶段 5 改变完成。2017 年的社论写作“完成与成功”，没有进一步描述；教师发展论文引用的版本到知情乐观就结束了。
许多人在这里退出 · 低谷处 Chase 和 Dickson 写道，许多人在低谷退出。来源没有给出退出的比例；“多数人在这里放弃”“放弃后从头再来”的说法，在查阅的学术来源里都没有找到。
版本不同 · 阶段名称和数目不一 2017 年的社论列出五个阶段，第三阶段叫“绝望之谷”，第五阶段叫“完成与成功”；一篇教师发展论文引用的版本只有四个：盲目乐观、知情悲观（怀疑）、现实（希望）、知情乐观（信心）。1979 年的原书章节未能读到。
用在哪里 · 组织、教师、研究领域 一篇研究英国脱欧前后信息技术从业者的论文用它说明组织变革；一篇研究师范生的论文用它说明成为教师途中的情绪；一篇重症医学社论借它描述整个领域对血糖控制的态度起落。三篇都是引用它来说明经历，没有检验它。
不是哀伤阶段 · 另一种改变模型 组织变革文献里还有一种从库伯勒-罗斯的丧失阶段改编来的模型，用来理解人对组织或国家变革的反应。改变的情绪周期是另一个模型：它的第一阶段是乐观，而库伯勒-罗斯的阶段描述的是面对丧失的反应。
示意图，不是数据。横轴是时间，纵轴是情绪。曲线从较高处开始，标为“盲目乐观”；随后下降，标为“知情悲观”；降到最低处，标为“低谷”，这里有一条虚线箭头离开曲线，注明“许多人在这里退出”；之后曲线回升，标为“知情乐观”；最后趋于平稳，标为“完成”。曲线下方有三张卡片：第三阶段在不同版本里叫法不同；这一模型被用来描述组织变革、教师成长和一个研究领域；它与从库伯勒-罗斯丧失阶段改编的模型是两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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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点
举个例子
小林报名学吉他，头两周兴致勃勃。第二个月手指疼、换和弦总卡住，她开始怀疑自己学不会，有一阵几乎不碰琴。后来她终于能连着弹完一段副歌，又找回了信心。用这个模型来看，她走过了前四个阶段。
常见误解与局限
常见说法是“多数人在绝望之谷放弃”，但来源只说许多人在这里退出，没有给出比例[2]。查阅的来源都只借它描述经历，没有检验情绪是否真按这个顺序起落[2][3][4]。它也不同于从库伯勒-罗斯丧失阶段改编、用于组织变革的阶段模型[3]。
参考来源
- 1 Kelley, D., & Conner, D. R. (1979). The emotional cycle of change. In J. E. Jones & J. W. Pfeiffer (Eds.), The 1979 annual handbook for group facilitators (pp. 117–122). University Associates. 查看来源 原书没有可公开查阅的版本，本站只核对了书目；页码依据 Chase 和 Dickson（2017）的参考文献，内容依据其他来源的转述。
- 2 Chase, J. G., & Dickson, J. L. (2017). Traversing the valley of glycemic control despair. Critical Care, 21, 237 (editorial). doi:10.1186/s13054-017-1824-9
- 3 Lomas, E., & McLeod, J. (2020). Engaging with change: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’ perspectives on change at the mid-point in the UK/EU Brexit process. PLOS ONE, 15(1), e0227089. doi:10.1371/journal.pone.0227089
- 4 Kiliańska-Przybyło, G., Bedir, H., & Can, C. (2012). “When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 become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…” – A cross-cultural study into the affective domain of teaching. Glottodidactica, 39(2), 61–74. doi:10.14746/gl.2012.39.2.5
最近一次对照来源核对：2026年10月28日